恶意揣测为何成了短视频时代的“生存本能”？丨

评论员 赵冰

长沙盲人刘奶奶被污蔑为“人贩”的闹剧，终以拍摄者道歉收场，但73岁老人因谣言失眠落泪的伤害，早已无法被一句“对不起”抹平。这场反转直指核心问题：在认知贫瘠与短视频狂欢的裹挟下，恶意揣测已沦为不少人应对未知的“条件反射”。

短视频的信息暗箱是恶意揣测的温床。15秒片段只截取“老人专找女生求助”“会用手机”的冲突画面，却隐去“保姆请假独自回家”“盲人读屏功能”的关键背景；算法又精准投喂焦虑，让碎片化信息迅速发酵。认知的贫瘠，则让拍摄者陷入“盲人必完全失明”的刻板印象，用狭隘认知给老人的正常行为贴上“伪装”标签。此时，恶意揣测成了最省力的选择——无需求证，只需用“人性本恶”的逻辑，就能在信息混沌中获得虚假的安全感。

（图源：潇湘晨报）

短视频时代，谣言跑在真相前面，情绪比事实更易扩散。拍摄者的主观臆断，经网友跟风转发迅速演变成网暴，无人愿花10秒查证“盲人能否用手机”，无人愿共情独居失明老人的无助。恶意揣测被“避险”的心理暗示不断强化，面对陌生场景，人们的第一反应从“理解”变成“戒备”，从“求证”变成“定罪”。

更讽刺的是，这份“思维惰性”被包装成“自我保护”。涉事者以“提醒安全”为初衷，却用恶意揣测替代理性判断，最终涉嫌侵犯他人名誉权。我们一边抱怨信任缺失，一边用猜忌消耗善意；一边害怕被伤害，一边用最伤人的方式对待陌生人。

道歉能澄清误会，却抹不去老人的委屈。唯有理性与共情并行，才能不让警惕沦为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