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大伯向女儿隐瞒姑姑遗赠 让女儿丢掉价值百万房产

向女儿隐瞒妹妹的遗赠

却没想到

竟让女儿丧失了接受遗赠的权利……

近日，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

审理了一起法定继承与遗赠纠纷案件

图为房产证 资料图

2022年2月，独居数年的青阿姨在自家房屋中离世，由于没有生育过子女，父母、老伴都已先于其过世，社区只能联系了青阿姨的紧急联系人、小哥鹤阿伯来料理青阿姨的后事。

鹤阿伯在整理青阿姨的遗物时，发现其生前使用的笔记本中居然记录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的“遗嘱”，其中明确表示，将自己名下的凉城路房屋“赠送给侄女小芳（鹤阿伯之女）”。

青阿姨为何会将数百万的房子遗赠给小芳？原来，青阿姨一共有四个兄弟姐妹，除了小哥鹤阿伯外，还有大哥松大伯、大姐华阿姨和小妹玉阿姨。青阿姨的父母过世后，兄弟姐妹因为父母的遗产分割发生了严重分歧，此后，青阿姨、鹤阿伯与其余三兄妹几乎断了联系。青阿姨老伴过世后，深感孤独的青阿姨在鹤阿伯家附近购买了凉城路房屋，并与鹤阿伯一家来往密切，对鹤阿伯的女儿小芳更是视如己出。2014年前后，青阿姨还特意把鹤阿伯和小芳叫来家中承诺，会将凉城路的房子也留给小芳。

在发现笔记本后，为避免加剧兄弟姐妹间的冲突，鹤阿伯没有把青阿姨留有“遗嘱”一事告知其他兄弟姐妹，甚至没有知会他们青阿姨的死讯。直至一年后，大哥松大伯偶然得知青阿姨已经故去，遂向鹤阿伯求证，得到肯定答复后便通知了华阿姨和玉阿姨。

时隔多年，兄弟姐妹又坐在一起商议青阿姨遗产的分配事宜，鹤阿伯仍没有把青阿姨的“遗嘱”告知或出示给其他兄弟姐妹，只因不希望女儿小芳被卷入父辈的纠纷中，试图自行与松大伯等协商处理青阿姨的遗产分割。

然而，本就不和睦的兄弟姐妹再次爆发冲突，各方对遗产分配的比例、分割的方式、后事的分摊事宜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并发生多次争吵。无奈，鹤阿伯只能与小芳商议。小芳立即要求鹤阿伯将青阿姨的“遗嘱”拍照发给自己，并在同一日将“遗嘱”照片转发给松大伯等，表示自己有意按照青阿姨的遗愿接受凉城路房屋，询问松大伯等对此有无异议。

但松大伯、华阿姨、玉阿姨没有给予明确回复，而是在不久之后向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将鹤阿伯列为唯一被告，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包括凉城路房屋在内的青阿姨的全部遗产，并分割已经由鹤阿伯领取的丧葬费、抚恤金。小芳随即以受遗赠人身份要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，要求按照“遗嘱”取得凉城路房屋的全部产权。

庭审中，小芳与鹤阿伯主张，案涉“遗嘱”名为遗嘱，实为遗赠，记载于青阿姨生前使用的笔记本中，内容完整、签名与日期齐全，且无加页、拼接痕迹，应认定为真实有效。

松大伯等三人则反驳，鹤阿伯有意隐瞒青阿姨的死讯，目的在于侵吞其遗产。若遗嘱为真，鹤阿伯在持有遗嘱的情况下，仍假意与其他兄弟姐妹协商法定继承的分割方案，此举不合常理。且案涉遗赠已经就笔迹进行司法鉴定，结果显示“无法判断遗赠字迹与青阿姨样本字迹是否同一人所写”，故认为遗赠存在造假、仿写的可能性，不认可遗赠的真实性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案涉遗赠内容完整、要件齐备，签名、日期等要素齐全，且小芳已经提供了遗赠原件，应认定其已经就遗赠真实性完成了初步举证。由于比对样本有限，鉴定机构无法就遗赠的书写是否为请阿姨本人得出确切结论，因此松大伯等据此否认遗赠的真实性，依据不足。同时，松大伯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遗赠存在伪造痕迹，应承担举证不力后果。法院最终认可了遗赠的真实性。

然而，小芳是否在法定期间内接受遗赠，成为本案的关键转折点。小芳称，自己对青阿姨的“遗嘱”并不知情，直至2023年9月才从父亲鹤阿伯处得知遗赠事宜，随即通过微信向松大伯等表达接受意愿，未超过法定期限。鹤阿伯认可小芳的意见，并表示载有“遗嘱”的笔记本一直由自己保管，小芳确不知情。至于不告知小芳的原因，鹤阿伯坚持称是不愿意小芳卷入其兄弟姐妹的矛盾和纠纷中，希望让渡身外之物换取家庭安宁。

而松大伯等则认为，青阿姨2022年2月去世后，载有“遗嘱”的笔记本一直由鹤阿伯保管，鹤阿伯自认翻阅并知晓“遗嘱”内容，小芳作为鹤阿伯的女儿，不可能不知道“遗嘱”的存在，未在法定期限内接受，应视为放弃受遗赠。

针对这一核心问题，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鹤阿伯作为遗赠保管人，在明知小芳可获巨大利益的情况下，长期隐瞒且未告知，不合常理。结合青阿姨生前曾与小芳谈及赠送凉城路房屋等细节，可推定小芳对遗赠应有所预见，却在青阿姨去世一年后才表示接受，远超《民法典》规定的“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”的期限，应视为放弃受遗赠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凉城路房屋及其他遗产均按法定继承分割，小芳的诉讼请求被驳回。同时，考虑到鹤阿伯长期照顾青阿姨（后事操办、日常帮扶），松大伯、华阿姨与青阿姨均鲜有往来，玉阿姨虽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有养老金收入、有监护人照护等情节，最终确定遗产分配比例：鹤阿伯分得30%，玉阿姨分得26%，松大伯与华阿姨各分得22%，丧葬费与抚恤金扣除合理后事开销后，由四人均分。

法官说法

涉及遗赠的继承纠纷常因“接受期限”“证据效力”产生争议，本案为类似案件提供了明确指引。与遗嘱一样，遗赠应当以法定的形式作出，自书遗赠应当由立遗赠人亲笔书写全文并加注年、月、日；其他代书、打印、录音录像及口头形式作出的遗赠则另有见证人同时见证的特殊要求。此外，遗赠的内容应当包含立遗赠人对自己名下合法财产的明确处分意见，指向清晰，态度明确，方可作为确定遗产归属的有效依据。

与遗嘱不同的是，受遗赠人必须在“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”明确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（如书面声明、向继承人告知等），到期未表示的视为放弃。由于受遗赠人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，遗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继承权的人身属性特征，影响了法定继承人基于其身份享有的权利，故法律对受遗赠人的权利行使规定了相对严格的时间限制，以敦促其尽快行使权利。

新民晚报（xmwb1929）综合上海虹口法院、上海法治报

编辑：施雨

编审：龚莲

延伸阅读

自付600多万借儿孙的名字买房，事后却要不回来了！

近日，上海七旬王教授的一桩“借名买房”纠纷，不仅让原本就暗藏矛盾的家庭彻底陷入困境，更引发了“老年人财产权益保护”的热议。

退休教授的养老规划：

借名买房埋下隐患

今年70岁的王教授，退休前是某三甲医院护理部主任，有着清晰的人生规划和严谨的处事风格。多年来，王教授夫妇一直和儿子儿媳住在同小区。然而，儿子与儿媳频繁的争吵让老两口不堪其扰。2023年，王教授决定去郊区买套房子，安心养老。

然而，当时老两口名下共三套住房，不具备再买房的资格。情急之下，王教授想到向儿子求助，希望以他的名义购买奉贤的房产。儿子提出希望能加上小孙女的名字，这样老婆看着开心，于是王教授同意了。

此后，从选房、签约、付款，到收房、装修、购置家具厨卫用品，全程均由王教授与老伴二人操办落实，儿子与儿媳从未过问。2025年1月，老两口顺利乔迁新家，本以为就此开启安稳的养老生活，却未料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。

王教授夫妇买房 网络图

产权变更起争端：

家庭矛盾全面爆发

在买下期房别墅后，王教授与老伴陆续卖掉了自己名下的两套住房，二人也重新具备了购房资格，此时奉贤的房屋也可以办产证了。王教授随即向儿子提出，按照当初的约定，将奉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。

这时经过协商，儿子与王教授一同前往公证处签署了《借名买房协议》。然而，当他们办理房屋过户的时候，房产交易中心要求小孙女（未成年）的监护人代她签字的时候，儿媳妇不同意了。

一审判决认定赠与：

“微信聊天”成为关键证据

说好的借名买房，结果却不还给自己了。2025年4月，王教授无奈向奉贤区法院提起诉讼，将儿子、小孙女、儿媳一并告上法庭，要求将房屋产权变更至自己名下。

奉贤区法院审理后认为，王教授与大孙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提到“奉贤房屋我们住15年或20年以后再留给你爸与你妹”，据此认定王教授已将该房屋赠与儿孙。

这一判决让王教授与老伴难以接受，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，涉案房屋明明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一审法院却将其认定为王教授的个人财产，且未追加老伴参与诉讼。

老伴因此事与王教授爆发激烈争吵，甚至提出要离婚；而儿媳与儿子的离婚诉讼也在同步进行；更让王教授心寒的是，大孙女在法庭上直接指证奶奶“索要房产”。原本还算和睦的家庭，如今因一套房子陷入多方诉讼，亲情彻底破裂。

王教授将儿子、小孙女、儿媳一并告上法庭，图为法槌 资料图

二审调解陷僵局：

老人愿让渡5%份额，儿媳拒绝

王教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法院受理后，主审法官为化解矛盾，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并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：将涉案房屋50%的份额变更至王教授名下，另外50%登记在小孙女名下。

对于这个方案，王教授与老伴明确表示不同意。他们认为，即便法院坚持认定“赠与”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人曾同意赠与小孙女50%的份额，不能强制要求老人将房产大额份额赠与儿孙，更何况所谓的“赠与”根本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。

为了息事宁人，也出于对晚辈的疼爱，王教授与老伴最终做出让步，同意赠与小孙女5%的房产份额，还承诺待小孙女成年后，若能知书达理、孝敬长辈，未来会留下可继承的财产。

然而，这一让步方案仍未获得儿媳的同意，二审调解陷入僵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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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与的房产已过户

还能撤销吗？

在上述案件里，一审法院认定为“赠与”关系，那么赠与子女的房屋已过户还能撤销吗？记者分享一个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决的案例。

王阿婆在北京市海淀区原有一套房产，登记在她名下。为了外孙刘洋的孩子上学方便，双方协商将这套房屋过户至刘洋名下。

2018年9月，房屋办理了变更过户手续。2020年5月，刘洋对这套房屋进行装修，并于2021年2月入住。自刘洋装修后，王阿婆就去住在女儿家。

后来，王阿婆觉得外孙刘洋不孝顺，不让她住原来的房子，所以诉至法院，要求撤销赠与，将房屋重新过户至自己名下。

外孙刘洋却表示，房屋是外婆赠与他的，并且已办理过户，赠与已实际完成，他装修后也已实际居住。而且，他从没有说过不让外婆居住，是外婆非要把房产证名字改回去。

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看来，王阿婆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变更过户至外孙名下，双方已形成了赠与合同关系。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658条规定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套房子变更过户前，王阿婆享有任意撤销权。但这套房子实际上已于2018年9月过户至外孙名下，因此王阿婆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。

同时，《民法典》第663条还规定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：（一）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；（二）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；（三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。赠与人的撤销权，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。

也就是说，在这套房子变更过户后，只有外孙出现以上事由，外婆才可以撤销赠与。

在本案中，王阿婆虽然主张外孙对其不赡养、不孝顺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，外孙也表示愿意将外婆接到该房屋一同居住，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，不能证明存在以上法定撤销的事由，因此王阿婆坚持要把房屋再过户至自己名下，法院未予支持。

来源 案件聚焦、新闻晨报